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打造上海法院人才高地高峰建设体系，自2024年1月11日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10期全媒体系列访谈《你好，上海法院业务标兵》，围绕上海法院“政治建设引领、司法质效为本、数字改革赋能”工作主线，介绍新时代上海法院工作，展示实务型业务人才风采。
今天，“上海高院”官微推送系列访谈实录第8期——“数字改革赋能”之“数字法院技术保障和场景建设”。
访谈嘉宾
朱 奇
上海法院审判辅助标兵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装备处（信息管理处）
信息管理一科科长
孙文霞
上海法院审判辅助标兵
上海金融法院
综合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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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首先请二位分别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朱奇：我叫朱奇，200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硕士专业，先后任职于两家外企，在2012年加入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入法院12年，我一直从事司法技术领域工作，工作重点主要是围绕审判执行中心工作，给法官提供智力支撑以及技术保障。
孙文霞：我是上海金融法院的一名司法技术人员，中国农业大学计算机本硕。2015年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办公室、审监庭以及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办公室工作，从事的一直都是法院信息化工作。当前我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围绕上海金融法院中心工作、重点任务，做好智能科技与一线业务需求、法院创新机制的深度融合，以数字化手段更好地推进金融审判工作现代化。
主持人：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法院人？在缺乏法学背景的情况下，又是怎样迅速融入法院工作的？
孙文霞：2012年，我还在北京读书时，与一群热心公益的人士发起成立了北京“青春。后来，我毕业时关注到法院有司法技术岗位，想着如果能把自己所学的技术专长与司法需求结合起来，帮助法官们更好地守护公平正义，应该很有意思、很有意义，所以就报考了法院。
说到融入，我其实面临了两次融入的挑战。第一次融入是刚毕业进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工作时，从事法院信息化工作需要把握好业务需求，可是法官的法言法语听不懂，怎么办？一方面，我积极与法官沟通学习，不懂就问；另一方面，我自学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填补了法律知识的空白。
第二次融入是2021年遴选入上海金融法院，开展金融司法辅助工作。不懂金融，怎么办？得益于上海金融法院人才培养内涵式发展理念，我参加了我院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合办的“金融法治菁英项目”，利用周末时间充电，不断补齐金融知识短板。经过这两次融入，我也努力成长为一名懂技术、懂法律、懂金融的新时代青年。
朱奇：我一进法院的时候，也处于比较懵的状态。记得第一次参加资深法官的调研座谈，很多法言法语往往只有一字之差，比如审限中断、审限中止，但它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听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当时的带教老师、我们技术科的金辉科长就说：“朱奇，你既然到了法院，懂点法律是必须的。”
怎么把短板补起来？我个人想了三个方法：一是买一些法律方面的书，争取每天晚上翻一翻，学几个知识点；二是利用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跟资深法官交流的机会，他们都会很热情地解答你的疑惑；三是利用自己的专长，在信息系统里学，看系统是怎么操作的、数据是怎么组织的，去深入了解。
主持人：二位都有非常强的工学背景。这样的专业背景是不是也会培养你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你们是怎样把专业特长与法院工作要求相结合的？
孙文霞：会的，周围的同事评价我们学理工科的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又是女生，本身又有细心的特点。
比如，诉讼参与人中有因病因事或因路途遥远等不能来法院参加庭审的难处，为了保证审判不断线，我们这几年大力推进在线庭审。这项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会有很多操作上的疑惑，影响了在线庭审的使用效果。
人答疑解惑、远程支援。另一方面思法官之所思、想当事人之所想，针对他们可能遇到的难题，整理编写了“如何使用‘微法庭’参与诉讼活动”书面教程，制作了《上海金融法院在线办公百问百答》《金融案件线上诉讼百问百答》等诉讼指引，将具体操作流程分解到一个个简单问答中，便于大家看得懂、会使用。
我记得，当时，有三个股民告上市公司索赔，法官通过在线庭审不到一个小时就当庭调解成功，使三名投资者最高获赔近90万元，解决了故事之一，影响很大，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朱奇：
就像文霞前面说的，工学比较讲究逻辑关系，但法律也不是条款的堆砌，法律条款之间也是有逻辑关系的。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工学跟法学很像。
在上海打造“国际数字之都”的大背景下，作为工学人员，我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去。而作为技术人员，服务保障工作有时候又非常紧急。因为有些需求并不是法院本身产生的，而是来源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实现的迫切需要。
比如，2023年9月，我接到了要在11月初建成松江广富林街道巡回审判点和研发“诉源治理在线平台”的任务。这项工作能将“枫桥经验”用老百姓感受得到的方式落地落实。但是，时间非常紧，而且它是一个审判场所，在法院向社区、向街镇延伸的过程中，一定会受限于当地能够提供的现场条件，需要经过多轮调优，才能满足开庭的要求。
另外，建设这个巡回审判点，并不仅仅是把一个法庭放过去。从理念上来说，它是以一个“点”带动一大“片”甚至于带动整个“面”。要做到这个效果，肯定要在软件上有所创新，所以我们开发了诉源治理在线平台，向当地街镇和基层法院进行调解工作培训，进行相关经验的分享。
诉源治理在线平台启用至今，开展庭审工作3次，对调解员的在线培训4次，还召开过1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辖区法院的诉源治理指导片会，实质性源头化解纠纷6件，初步形成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基层法院和社会调解组织“三位一体”的诉源治理工作格局。
主持人：这次评选出来的业务标兵都是实务型的人才代表，你们有没有研发一些面向人民群众、实用好用的特色软件？
朱奇：涉众型案件投资人信息核对和核发的平台。这个平台上线以前，在我院附近的黄金城道，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执行法官坐在两张桌子前，然后有很多人排着队来进行信息核对，法官们会把执行款发到申请人的账户里去，这类案子涉及的被害人大概有100多人。但是，2017年以后，我院受理了很多涉众型的案件，这些案件被害人动辄几十万甚至于近百万人，再用这种路边设摊的形式去开展工作，肯定是不行的。
当时，我们和执行局的同仁们集思广益，想着通过在线的方式，利用互联网思维来进行信息核对，所以就推出了这个平台。它可以让投资人直接通过平台确认自己的损失金额，包括提出异议等。
一个小时里面确认了2000人，一天下来共有7000人完成了金额的在线确认。7000人的确认量，如果用传统的方式一天是没办法完成的，需要几周甚至于几个月才能完成。
平台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还有近一半的人没有登录平台。我们就想知道是为什么，于是利用执行局和投资人的一次线下接待机会，去现场了解情况。
当时，接待场所是在派出所。到了答疑环节，有些投资人就围过来问我平台怎么用、为什么自己的欢把字体弄得特别大，字体调大以后，这个按钮就没有了。
过自动回答的方式，解决一些高频问题给当事人带来的困扰。
主持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在了解使用者的习惯，体现温度。
孙文霞：是的，我们要开发对用户来说实用、好用的应用。我要介绍的是自己参与研发的“投资者司法保护综合平台”，面向的主要用户就是中小投资者。如果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受损股民是成百上千的，但是他们的诉讼能力又比较弱，如何最大限度便利投资者诉讼、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金融审判专业性很强，如何高效地向中小投资者普及相关法律及相关诉讼制度知识？这两点都是我们研发投资者司法保护综合平台的初衷。
先说在线诉讼的问题，在跟法官沟通中，我们了解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有别于一般诉讼程序。例如，示范判决机制中有示范案件选定、平行案件先行调解；代表人诉讼中有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等一系列特有的诉讼活动。这些诉讼活动难以为通常的民事诉讼机制所涵盖，也难以纳入既有的网上办案流程。在研发平台过程中，我们还调研了解到，投资者很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平台，方便他们把诉讼索赔相关事项“一站式”办理。
我们就针对证券民事赔偿群体性诉讼的特点，加强了不同诉讼机制和程序之间的配合衔接，在集成已开发信息化系统的基础上，打造了全新的“在线诉服”板块，设计“我要调解”“我要起诉”等7项投资者经常使用的功能，让他们通过这“一个窗口”，可以得到身份核验、在线案件登记、申请调解、参加代表人诉讼、评估诉讼风险、阅览示范判决、查阅损失核定报告、申请执行、查看案件办理状态等10余种自助式、智能化的诉讼服务。
再说投资者教育问题。我院作为金融专门法院，在规范资本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积累了大量的司法案例，这些对投资者保护来说都是宝贵的教材、很好的资源，所以我们就突出法院特色，设置了一些特色普法栏目，比如图片新闻、工作动态，可以实时了解我院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创新做法；再比如，平台的通知公告栏目，投资者可以及时了解相关示范判决案件、代表人诉讼案件的进展；还有庭审直击、融法案例、规范要览、微课微视频等，方便投资者实时学习、随时查看，真正为广大投资者打造体系化、场景化、常态化、公益性的投资者教育平台。
平台上线一年多时间，浏览量已超10万人次。我们有一个案件，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来推进的，有7195名科创板投资者获2.8亿余元赔偿。看到这些成效，我非常开心，感到前面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主持人：数字是如何对人民司法进行赋能的？数字法院被称为是司法领域的一场重塑性变革，你们作为亲历者、参与者，会有哪些感受？
朱奇：作为司法技术人员，我最大的感受是，以前做软件开发是要建一个系统，把原来线下的方式转移到线上，实际上它只是把流程放到了线上而已。数字法院的要求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把法院庭审的数据、卷宗的数据等海量“沉睡”数据唤醒。
至于建模，就是把这些数据进行三个层面的架构：第一个是把底层海量的数据唤醒，中间我们会设置很多规则，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碰撞，最后是顶层输出。我们输出的可能是办案过程中的监督预警信息，也可能是社会治理信息等等。可以说，以前建系统是一个“器”的层面，而数字法院建设达到了一个“道”的层面。
孙文霞：我觉得，数字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宝贵的“新资源”“新资本”，谁掌握大数据技术，谁能挖掘好数据这一“富矿”，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比如，2023年，我院就通过这种方式打造了金融纠纷风险预警平台。我们设计了包含9个维度、40项风险因子的金融诉讼风险等级计算模型，对多源数据进行多因子智能组合分析，多维度智能揭示、预警金融风险，充分将大数据效能和法治效能紧密融合，从审判中总结规律性问题、查找系统性漏洞、向相关部门提出针对性建议，与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共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共同维护金融市场健康安全稳定。
平台还支持私募基金类纠纷及债券类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司法统计分析部分的自动生成。这是我们探索通过数字赋能对内服务审判执行、对外促进社会治理，全面提升司法效能的一次具体实践。
主持人：作为司法技术人员，在没有太多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你们是如何推进数字法院建设的？
朱奇：
以建模为例，有的法官会反馈说，自己已经给了规则但是拉出来的数据不准确。这就需要我们和法官进行不停地沟通，去打磨这个模型，通过微调参数把模型调整好。它的难点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要分析哪些案子属于入室盗窃案。“入室盗窃”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相较普通的盗窃来说往往量刑会重一些，但是在我们的诉讼文书里面，它不会表述为入室盗窃，它会表示为“翻墙进入”“砸窗进入”“偷摸着跟着进去”等表述。就是说，我们需要和业务部门反复沟通、校调模型。经过一轮轮输出、一轮轮反馈，这个模型就会越来越精准。这是我个人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理解，我们建了底层模型，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服务于大数据的碰撞，显示大数据的威力。我也举个简单的例子，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王婆的瓜到底好不好、甜不甜呢？如果没有大数据，我们有两种做法：第一，我买个瓜尝一尝；第二，我在她旁边蹲一天，看她到底一天能卖掉几只瓜。但是，如果有大数据碰撞，只需要三个数据：第一个，王婆家的瓜田有多少亩，可以预估它的产量；第二个，王婆每年买多少肥料，就知道她是不是勤劳；第三个，从王婆家一年有多少货车发出去，可以知道她卖出去多少。这样，我们就能得出王婆到底是吹牛还是说真话了，这就是大数据碰撞的威力。
就像我们法院近期上线的“同一劳动者涉多家用人单位多次诉讼行为甄别预警”应用场景。它是在近年来全市法院审判办案系统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库里面，按照当事人的姓名去检索提起劳动争议索赔的案件数，而且还要分析它的时间跨度、诉请事由等要素，为法官甄别劳动者诉讼真意提供数字化辅助。
这个场景上线以后，我们法院很快收到了一条预警提示，发现有这么一个劳动者，他很短期地入职、离职多家单位，然后马上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过程中还申请了劳动合同笔迹鉴定，而鉴定机构又反馈笔迹有作假嫌疑。假如没有大数据的碰撞，法官审理这个案子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当事人，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但是这么一碰撞，对他诉讼的本意，包括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转，就会有一个初步判断。
孙文霞：目前，上海法院已经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倾力打造了数据中台、研发模型平台和自动运行平台等“三大平台”。
在做好编算法、盯数据、调模型等工作的同时，场景建设可行性、规则颗粒度、数据精准性，都是我们与业务部门经常探讨的话题。比如我院围绕中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就先后设计了“金融借款融资成本类案适法统一”场景和“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纠纷现状治理的决策意见”场景，推进问题研究从点到面、从内到外不断拓展。
其中，对于“金融借款融资成本类案适法统一”场景，我们在反馈数据、分析数据、优化模型的过程中就发现一个难题，根据最初的规则筛查出的线索案件竟然有5.1万余件，法官们大吃一惊。我们分析后发现，原来是涉及变相息费的名称太多了。为了提高预警提示的准确性与及时性，我们与法官反复探讨，最后确认保留他们最经常用到的名称，进一步将范围限缩到含财务顾问费、投资咨询费等较典型的变相息费名称，最终筛查出理想数量的案件。此外，我们还确定了灵活设计模型实现方式，使模型能够根据不同时段变相息费的变化而替换、增加关键词，既保证了模型的精准性，也使得场景保持永续性。
如何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作用，为社会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在建设“金融借款融资成本类案适法统一”场景基础上，我们又拓展建设了“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纠纷现状治理的决策建议”应用场景。推进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识别中小微企业。后来，我们了解到市大数据中心的数据库里有企业类型信息，如果能与法院内部涉诉企业名称数据进行碰撞，这个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在市高院信息管理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最终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最后通过对全市已经审结的数万起融资类纠纷案件进行大数据分析，形成决策报告，真正实现了聚焦小切口，融入大治理，切实起到数助决策的作用。
主持人：作为上海法院业务标兵，未来，你们给自己设立了什么新目标或新计划？
朱奇：我就讲三句。一是积极地融入城市数字化转型，利用这个契机把数字法院建好，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二是主动服务，向市大数据中心提供更多有效的司法大数据资源，极大升级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成效。三是多维拓展，把现在的小场景“串联合并”起来，建设一些大场景，让案件办理的背后，不再单纯是法官个体的智慧和思考，而是一整套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在支持。
孙文霞：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将每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做好，也就不简单了；将每一件平凡的事情都做好，也就不平凡了”。作为上海法院业务标兵，一方面，我将继续保持踏实做事的习惯，认真研发好每一款应用场景、保障好每一项任务，全力做好数字法院的建设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我也将继续坚持终生学习、全面成长的理念，致力于成为一名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有温度的信息化工作者，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努力将一项项科学技术转化为一个个实用好用的系统应用，以智能科技让法院更智慧、让司法更智能、让人民群众体验到更多的便捷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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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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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姚卫华、吴斌、项伊莉
编辑：马雯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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