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开放中国：改革的40年记忆》

​经济观察报主编，中信出版社，2019年■引言1978年以来，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纪。这40年的中国历史，使众多“预言家”的盲目与肤浅暴露无遗。中国的复苏与开放如此充满戏剧性，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如此充满魅力，它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历代无双。但是，我们试图对这个伟大的巅峰时代进行总结之际，却发现它面对的并非总是一片讴歌与赞美，还有改革进程中的艰难与困惑。有许多人对40年前的历史知之甚少，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开放，更不知道改革开放中的利益关系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改革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希望能深入考察这一段历史，记录胜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我们希望做坚定的守望者，透过被风雨剥蚀的历史，把那些实实在在的知觉与痛觉聚集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自己讲述的历史，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变革力量，学习并集成变革者的智慧与勇气。如果我们善于从历史的遭遇中汲取力量，那么我们对当下的许多问题就不至于感到突兀和茫然；我们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就不至于因为思想的锋利而丧失了行动的从容。■序曲：改变命运的开端〇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都是一件标志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大事。〇1966年《人民日报》发布中央国务院的通知，决定暂停招生，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走群众路线。还配发了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是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〇我想读书的动力太大了。我承认，在下乡的艰苦日子里，在回城当锻工的时候，我都抓紧学习具有功利的目的，我想通过掌握丰富的知识来获得某种工作岗位，从事或多或少带有创造性、研究性的工作。〇荒废十多年后第一次高考，许多人还真是手足无措。合适的教材成了极度稀缺的资源，久违了的读书习惯要想恢复也并非易事。但对于我，这一切都毫无问题。作为一个极其规矩的好学生，我把自己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课本都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〇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1977级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男生考上之前在农村或基层单位，草草结婚，生儿育女，一进大学，周围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另结新欢”的念头。记得那时学校领导、年级主任或班主任经常接待前来哭闹的“秦香莲”，流言和故事飞快地在同学中传播。〇值得回味的是，数学教授们讲完专业问题之后，总要小心翼翼、自责地补充一句：“我这次没阐述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光辉思想，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改进的。”〇从1977年开始的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是我的生活的一个新开端，刚好和我们国家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征途的开端相重合。我想，也许是凭这一点，我至今仍习惯于把自己的未来和祖国、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第一篇：一个国家的新生（1978-5）■1978：我的一九七八〇1977年年底，我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之后，一直在思考往后的路怎么走这个问题。〇1976-1978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对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有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1978年的中国，很像马克思讲的这个“一定的时候”，许多以前本来就摆在眼前的事实，因为精神的麻木，人们却视而不见，现在一下子都显露出来了。〇判断事情，只能以客观事实为准，不能以某个权威为准。邓小平也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〇历史走到1978年，“领x也会犯错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已不能再回避了。也就是说，到了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立意已经瓜熟蒂落了。这是历史的产物，不是某个书生苦思冥想出来的。〇邓小平同志讲话后，各个省的书记都表态、写文章。这个表态很有意思，不是直接表态，而是先看看左邻右舍。有个省迟迟没有表态，结果出现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各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说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还没有表态支持，一个是台w省，一个是本省。有的省派专人到北京看报，说是如果有超过2/3的省表了态，自己就表态。〇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感触：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觉得，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一篇文章来讲，这是一般的文章。它只是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一种斗争的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粉碎“四r帮”以来，中国步履艰难。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跟任何美好的话一样，也可以变成一句套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不实事求是，也可以变成只是一种形式。实践检验很难，实事求是很难，实事求是，首先得是实事啊！■1979：可口可乐，开放的标签〇开放前的中国，在可口可乐董事长眼中只有4种颜色——蓝色和绿色的衣服，橙色的橘子水，再就是鲜艳的红旗。〇是变化带来了缤纷。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破题的1979年，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〇考虑到国内的实际形势（1976年），告诉对方，现在想进入中国还“为时太早”。他向对方解释说，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在电影里看到美国的可口可乐，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其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〇建厂风波：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1948年，那里的工厂甚至成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工厂。所以，可口可乐首先想到的设厂地点就是上海。但这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消息一出，便遭到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等声音一起向上海市政府涌来。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为在北京建厂。〇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的事传出以后，一位老同志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就是卖国主义。”他要求中粮对此做出解释。为此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5点理由：1.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特别是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后，外国人来中国来得多了，可口可乐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求。2.可口可乐里用了我们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3.我们尚未掌握软饮料灌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备，有助于技术进步。4.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液，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3倍。5.我们仅限其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必须办理审批手续。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0：未完成的追问〇这本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〇社会的困惑首先出现在青年人中，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观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1：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〇2007年的叶京已届知天命之年，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部近乎自传的电视剧中，他对他们南下当倒爷的那段时光大书特书，他们的青春充满了混乱、盲目，还有背叛，但底色依然纯净而美好，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最终战胜了一切。〇他对六〇七〇年代有一种怀旧的情感，他不时提到，那时候的人都很淳朴，男女之间很纯洁，“不像现在的女的找男朋友，一定要房子车子票子，讲物质条件，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金燕那样的女孩，为了喜欢的男人可以不计牺牲，那时到处都有这样的女孩，现在还能找到吗？”记者答，“金燕多可怜啊，被高洋坑害的那么惨，几乎要自杀，这样的女孩还是少出几个为好。”■2：大包干总进军〇2年年底，一直批判资本主义的山西省昔阳县也实行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北京，刚刚赋闲的陈永贵忧心忡忡。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实际上，大寨的绝大多数群众愿意干。他们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〇大寨一共10个小村，78户，净是山坡，七梁八坡，条件困难，但是经过治理，增产了。山西晋中地委把它树为一个模范。当时选出的典型，工业是大庆，农业有两三个地方，比较之后确定了大寨。因为是山区，穷，好像更有代表意义。〇大寨作为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本身没有问题。但毛/主席看重后，慢慢就有人把大寨人为拔高了，不说是山区生产的榜样，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典型，那它就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一个政治典型，大寨也就以继续革命的红旗自居。〇陪同万里在安徽考察的日子，吴象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穷”的背后是一个“左”字。〇在万里主持上制定的“省委六条”，中心内容就是以生产为宗旨，提出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以生产为中心，就把许多干部吓了一跳，说生产怎么成了中心？”吴象回忆说。当时省委机关议论纷纷，有些人就说，万里来了以后是干得很好，但是省委在大方向上有问题。〇1年12月，万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产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会议纪要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以2年的“一号文件”下发了。〇把农村工作文件作为“一号文件”下发，是执政以来第一次。2年“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段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由此，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3：破裂的金字塔〇陈春先和他的“华夏”。陈春先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科学家走出中国科学院的高墙深院，扎根在围墙外面的土壤中，孕育出一个新生命。〇在场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全部与胡y邦总书/记相左。他们坚决认为，国家的急迫问题不是“加强应用”，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经过多年动乱，国家的基础理论科学较之世界先进水平差的更远了，至于所谓市场、商品、利润之类的事，也即“应用”，根本就不该他们来考虑。科学界的想法与中南海的方针不能合拍，这在当时成为一个问题，令人烦恼。国务院领导发出警告，如果中国科学院不能让自己的成果产生效益，就将削减科研经费。这让中科院的领导者再也不能不重视了，情急之下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促成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〇这是中国科学院金字塔里孕育出来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些人看上去是一批头脑发热、无事生非的人，但是在那个改革的年代，他们在千百万消沉、无奈而又渴望变化的中国人心中，却逐渐成了英雄。有个记者把王洪德说成是“一个时代的雕塑”。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些“时代的雕塑”全都出现在一片半径不到300米狭小土地上，全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全都寂寂无闻，其科学成就也无法和他们的那些同事相比。不过，他们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第一，他们绝不肯把对现状的不满化作无可奈何，他们不仅发牢骚，还有行动。第二，他们能够看到围墙外面正在发生的变化，知道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对未来的预见远远胜过那些科学殿堂里英明睿智的科学家。■4：袁庚与蛇口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〇根据中央同意的“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24字经营方针，袁庚急需一块土地来承载他的设想。经过多处比较，他最终看中了蛇口这块小地方。中央给的整个南头半岛袁庚不敢要，只要了其中的2.14平方公里。〇蛇口民主选举。袁庚说，“我们在写一个报告，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例如管委会委员是否可以采取直接的、公开的投票选举…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y邦说，“好！很好！”。袁庚不失时机地说，“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〇袁庚在蛇口搞的这场轰轰烈烈、连续近十年的民主选举领导干部的试验，一开始就引起争议。部分人说，袁庚搞这样的试验，证明他是个置国情于不顾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个“冒险家”。一位领导人说，“是冒险家，也是实干家。”〇1992年，袁庚获准离休后，曾写过一篇短文谈及蛇口的一系列改革。他说，“1878年，爱迪生在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时代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切切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5：来自南方的“代理市长”〇《代理市长》的诞生。正当农村轰轰烈烈开展“大包干”的时候，4年10月，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决定》为发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〇广东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它在孕育繁荣的同时，也背负着各种非议和指责。当时北方一家报纸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分析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广东，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〇在中n海星期五电影晚上，《代理市长》的放映却掀起了另一重波澜。看过之后，一些领导人批评说“这部电影有反气”，直指影片中的一些台词，如“有本事的王八蛋也比没本事的白痴强”“宁犯天条，不惹众怒”等，建议让主创人员修改，还强调“宁犯天条，不出众怒”这句一定要改。…胡y邦批示：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刺儿，有什么不可以？■第二篇 暗潮涌动的转轨时分（6-1995）■6：那一场诗的疾风暴雨〇1979年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 1977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〇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了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唯一的聚会。■7：“快餐时代”的滥觞〇7年11月12日，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门口排队的人绕了一圈，排队近一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块原味鸡，可是人们都兴趣盎然。〇手续敲定，之后是选址。王大东找地点找了几个月，怎么找也找不好。王大东曾经说，如果纯粹以市场为出发点可能会选上海，但是以整个中国为出发点还是北京为首。经过反复筛选，王大东将目光投向了北京的前门大街，当年那里是北京客流量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在前门开店，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个示范效应。肯德基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在全中国推广的打算。〇“前门三层肯德基门口，一个小男孩对笑容可掬的肯德基上校雕塑产生了兴趣，他好奇地向肯德基大叔端着的炸鸡桶伸出手去；在他身后，是望不到头的长队。”这张拍摄于肯德基前门店开张初期的黑白照片已经被肯德基作为史料保存，画面中的人物大多数还穿着黑色和蓝色的衣服。〇这个规模14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有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快餐店。整个三层楼都被喜庆的红条幅盖着，女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服装，在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着“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开业”的大红条幅前表演着中国传统歌舞。〇由于供应链打造困难，肯德基没有办法提供更多产品。前门店刚开业时，餐厅售卖的品种非常简单，只有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可乐、七喜、美年达、啤酒等8种产品，两年以后，才有4.5元的汉堡包面世。〇当时一块原味鸡售价2.5元，相对于中国当时的消费水平，可以算得上高消费，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来尝一尝肯德基。〇当时的肯德基，只不过由于新鲜而吸引着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还隔着远远的距离。但是，花几十元钱就可领略 一下我们以为的“西方生活方式”，这种有意无意的商业噱头或自我暗示，对于长期与消费主义绝缘的中国人显然颇具吸引力。〇从在北京前门那条长龙中等候近一个小时购买一块原味鸡，到20年后中国满大街1400多家店，今天的顾客们一边啃着汉堡一边抱怨着这东西高脂肪高热量，肯德基这类快餐食品早已经没了什么文化和身份标签，而成为中国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回顾7年时，会饶有兴味地看到，一个现在看来毫不稀奇的美式快餐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却几乎当然地成了一种我们即将加入的新生活方式的象征和滥觞。■8：强国梦〇《强国梦》被认为是问题报告文学崛起的产物。它全方位地触及了体育界的问题和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的本末倒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运动员当官与失业的两极分化、一条龙体制的弊端、教练员和运动员文化素质低下、运动员爱情被压抑、比赛中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等。它将体育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战略对人的压迫和异化。〇在《兵败汉城》中可以看到，女排教练李耀先手中既无权，也无威，在政治与体育紧密勾连的关系网中左支右绌，寸步难行；李宁本可以在上届奥运会之后光荣退役，而今一时失手便被讥为“体操亡子”，以成败论英雄的实用主义思维，严重异化着中国人的体育观念。而美国游泳名将埃文斯才16岁，她是带着家庭作业去汉城的，回国第二天便收拾好奖牌，带着课本去学校上课。那些从汉城归来的中国运动员呢？〇在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中，我们再次看到体育运动定位错误对科学、对人性、对人类终极关怀原则的反/动。那些假借国家利益、集体荣誉之名强加给我们的狭隘理念、权力意志、个人欲望，依旧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9：中国美术馆枪击事件里的爱情〇9年2月4日，26岁的女艺术家肖鲁在中国美术馆里布置她的装置作品《对话》，这是她作为浙江美院油画系学生的毕业作品。〇几个月前，肖鲁就动了开枪的念头。《对话》创作的时候，肖鲁有个男朋友，不顺的感情给肖鲁带来很多困惑和失落，她觉得男女之间的交流极为困难有人看过后说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至于如何“破”，要既不能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因此速度很重要。他们谈到了用枪，但对可行性没什么把握。〇“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评论家称，这是中国前卫艺术前所未有的一次集体亮相，前卫艺术首次“占领”官方最权威的中国美术馆，是前卫艺术可以公开存在的重大象征。〇肖鲁看着唐宋被逮走，她惊慌极了，她完全没有想到会引发这样的后果。■1990：上交所开锣〇上海一开始的步伐走得还是非常小心。时逢上海筹划开发浦东，上海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在一个筐里埋上个“小辣椒”，看上面怎么反应。结果对于上海方面来说十分理想，北京没有驳回。〇当时上市交易的8只股票，分别是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真空电子、中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被称为“老八股”。〇由于不了解股票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初发行股票时，老百姓都不愿意尝试购买，以至于一开始，新股的认购证都需要用摊派的方式才能发行。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一张小小的认购证，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1991：思想交锋的难忘之年〇1991年，由4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成为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〇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震撼和困惑。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和平y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一片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诘难。〇江同志1991年9月1日，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发了出去 。第二天见报，两处“要问姓社姓资”的字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认为是高/层领导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〇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〇邓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〇邓同志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992年：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〇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了6500元以后，连续15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精神恍惚，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成了次日报纸新闻上让人伤感的故事。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语描述康柏华之死，比如“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并不为所动。〇到了1992年5月，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上海故事出现了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009元收盘。国外有个股市奇迹，说微软公司股票10年涨了33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的“豫园”——5天涨了100倍。〇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1万人，有30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但没有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〇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到150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儿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跟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〇在1992年的8月，人们全都忙着计算有多少“认购证”被私分，而对于造成这场混乱的理由，却忘记去追究了。表面看来，是政府考虑不周导致官员弄权谋私，继而引发百姓的愤怒，造成混乱。实则是因为一个最深沉的变化已经发生，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脑子里有了“一夜暴富的梦想”。■1993：庄主禹作敏〇64岁的“天下第一庄”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天津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〇1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兼任，副会长两人，分别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职务，“禹北鲁南”，一时辉映。〇大邱庄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〇多次接触禹作敏的某记者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〇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有资本垄断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有企业有关。…大邱庄用低价买来这些钢材，加工成钢管后又高价卖出，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而且还有紧俏物质的市场差价。〇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当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当有人问他大邱庄的贷款、管理人员及各分厂经营情况时，他就会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去问工厂，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认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他像一把鲜亮而招摇的大伞，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大邱庄。〇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基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也正是这种极端而率真的个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〇然而，就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成狂狷起来。…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〇禹作敏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同时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这个人没有摆脱千百年来余弊不绝的“君王意识”，他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村民则以部分自尊换取了物质上的富足。〇1993年8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个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判刑入狱10年。〇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日后看来，由于该案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又与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1994：我知道的中国足球〇辽宁足球队曾经连续十年获得全国冠军，并获得亚洲足球俱乐部杯的冠军。〇甲级A组联赛走向市场是一个重大突破，打开了职业联赛的大门。各会员协会在联赛中独立承担赛区的组织工作并获得联赛收入的分呈，促进了协会实体化的进程。俱乐部不仅获得了联赛收入的大部分，而且还获得了比赛的经营权，开始走上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道路。■1995：“刁民”的发端〇1995年3月，北京隆福商业大厦迎来一位令它头疼的顾客——22岁的青岛小伙王海。〇王海陪表弟来京赴考，闲极无事，一天在书店翻到一本新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通过函授学习法律的王海发现了新《消法》的特别之处——多年来我国民事法律的赔偿原则是损一赔一，而新《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加倍赔偿。接着他又在北京电视台一个“悬赏打假”的节目中看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专家号召消费者利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向售假者索赔。〇《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获悉王海索赔之事，与王海取得了联系。8月4日的报纸发表了题为《刁民？聪明的消费者？》的报道。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何山力挺王海：“当今假货猖獗肆虐，所以起草《消法》时就考虑到鼓励消费者向贩假者开战。设立加倍赔偿条款，就是让消费者靠买假货发财。这个消费者很聪明，也很勇敢，应评他为1995年最聪明的消费者。”〇王海考虑的很多，“假货横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欺诈行为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打假会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这是个机会，而且没有太大风险。”他打算从购假索赔入手，进而成立公司，把打假当成一项事业来做。〇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统计，1991年全国的产品合格率为80%，1992年和1993年为70%，1994年味69.8%，1995年为65.9%。几年间，产品质量急剧下滑，由此造成的假酒中毒、假药夺命、假种子坑农等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发指。〇1996年年底，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王海赤手空拳的个人打假时代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进入公司化、专业化的打假运作。他的公司主要接受企业委托打假。〇王海冒出来后，全国各地果然有成百上千个王海站了出来，甚至催生出了打假人这一新兴职业。■第三篇 从未断裂的改革道路（1996-2007）■1996：互联网的张朝阳年份〇1996年，无论对于张朝阳还是后来的搜狐，抑或是今日的互联网来说，都是个不同寻常的开始。尽管在这一年，中国的CERNET（中国教育和科研信息网）到美国的国际线路带宽只有2M。在这一年，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同样是在这一年，张朝阳从麻省理工学院归来，一心想在中国创立自己的公司，他正在焦急等待着千辛万苦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 22.5万美元。〇1994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被当时 “互联网”的奇妙所震撼。“那时我就觉得，当今时代有两大趋势——one is the coming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another is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他第一份商业计划书的封面。〇 张朝阳认为，他那份完备的商业计划书在当时具有空前的前瞻性。例如，他预言了一个商业网站应当提供咨询和导航，也形容了门户的特征是信息的集合者而不是制造者，甚至还描述了广告收入的曲线，以及对页面点击率与广告之间成长关系的算法、收入模式等。〇搜狐和它开发的诸多运营模式，开始成为后来者的样本。■1997：巨人的终点与史玉柱的起点〇史玉柱虽长相文弱，一眼望去便是一副南方书生的模样，可是他却有着超出寻常人的豪赌天性，这种天性在他日后的创业历程中一再展现。〇1990年1月，史玉柱一头扎进深圳大学一间学生公寓里，除了一星期下一次楼买方便面以外，他在计算机前待了整整150个日夜。这次他拿出来的是M-6402文字处理软件系列产品。当他天昏地暗地走出那间肮脏的学生公寓时，他发现家里的家具都已不翼而飞，数月未见的妻子不知去向。可是他却站在了一个事业的新起点上。这位身高1.80米、体重不到120斤的瘦高青年从深圳来到珠海，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〇由于广告与功能严重脱钩，中国的保健品有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铁律，史玉柱是“天才”地打破了这一周期的唯一人物。他的办法是把脑白金的服用功能彻底“抽离”，而直接将之定义为“礼品”。“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的电视和报纸广告铺天盖地。这则广告连续多年被有关广告评测机构和媒体评选为“中国十大恶俗广告”之首，然而脑白金的销量却连年上升。史玉柱对此很不屑地说：“评选广告的专家们唯美，讲创意，讲社会责任感，就是不讲能不能卖货，但是厂商只认销售额。”〇史玉柱深知保健品是最不安全的行业，所以他从来没打算“终老此乡”。…他购买了1.68亿股华夏银行股份，成为该行的第六大股东；受让北京万通的1.43亿股民生银行股票，成为第八大股东。后来几年，史玉柱不断增持华夏和民生两家银行的股票，随着资本市场的狂热和泡沫化，他从中获利十分丰厚。此时的史玉柱已非一般风浪所能击倒，在一次论坛上，他说，“江湖当然险恶，不过已经险恶不到我的头上了。”〇2004年，上海盛大游戏在纳斯达克上市，31岁的陈天桥成为中国首富。同在上海的史玉柱大为心动，他突然决定转战网络游戏业。按他的说法，他原本就是IT中人，现在是“回归本业”。…只有史玉柱一眼就看到了第三条道路，他一直深信“市场大于技术”，已经被很多公司抛弃的2D游戏可能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所以他收编了一个被陈天桥抛弃的团队，将一款不被人看好的、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2D游戏定名为《征途》。接着，他又颠覆了陈天桥的盈利模式，跟当时所有网络游戏不同的是，《征途》是一款免费游戏，只有玩家需要添置“装备”的时候才需要出钱。这好比两家游乐园，盛大要买门票才能进入，而《征途》则免费入内。〇就跟保健品行业发生的情形一样，当史玉柱出现在网游业的时候，一切顿时变得动荡不已，各类脑白金式的“软文”铺天盖地，史玉柱第一个在中央电视台投放游戏广告，甚至宣称“玩游戏可以赚工资”。《征途》的玩家数急剧上升，网游的收费模式被彻底颠覆，陈天桥被迫宣布《传奇》游戏永久免费。2007年11月，由史玉柱控股的巨人网络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按招股书披露，1-6月，巨人网络营收总额6.87亿元，同期净利润为5.12亿元，除了“暴利”无以形容，巨人网络市值高达50亿美元，超越盛大网络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网游厂商。〇毫无疑问，史玉柱是这代企业家中市场直觉最好的人之一，他能迅速地找到行业爆发的时间点，并以最为快捷和高效的方式获得成功，他因此被称为“史大仙”，甚至得到很多高傲的同辈企业家的崇拜。他的起伏经历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则在万千大学生中产生巨大共鸣，被他们视为创业偶像和精神领袖。而同时，他在营销手段上的恶俗和对人类贪婪面的利诱，则受到重大的道德质疑。■1998：《交锋》巨浪〇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许多人在悲痛之余，泛起思思不安。这是因为，从1995年起到邓小平逝世之后几个月，北京某些人士策划的4份万言书相继问世。这些万/言书力倡阶级斗争、设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禁区，主张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批/判邓小平理论，来势凶猛。中部某省原拟召开一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会议，万言书流传到该省，一些干部看了之后，觉得文章“大有来头”，心生余悸，取消了会议。〇转折点来了。5月，江同志在党校发表讲话，驱散了阴霾。针对一些人批判邓同志、反对改革的言行，江同志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江还重申了邓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万/言书问世以来，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回应。■1999：广信破产〇广信成立于0年，是广东省政府的全资直属企业，规模在全国244家信托投资公司中，仅次于国务院系统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〇长期的过度举债，却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再加上大量的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借、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给广信埋下了巨大的支付风险，公司账务的天平逐渐失衡。〇1999年4月，法院清盘委员会宣布，广信资不抵债高达323亿元人民币，比原先估计高出一倍。债权银行等的债权回收率仅为17%。〇广信这个在境内外具有众多债务的金融机构破产，对中国主权债务的评级和国内企业的国际信誉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和国内企业在海外融资方面产生了难度加大、成本提高等现象。在广信被勒令关闭后，外资银行全面紧缩对中资企业的融资，各国银行纷纷要求中资企业偿还贷款。■2000：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千禧年〇这是他出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第24天，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可是他的手里竟然没有一分钱。乡政府债台高筑，不是欠银行的——银行已经不敢借给他们了，而是从私人手里借来的高利贷。好多人围着他讨债，他只能说好话、赔笑脸。然而，面对乡里的361个工作人员，好话和笑脸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〇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这是邓小平也没预料到的收获。“那时候，乡镇企业为什么能蓬勃发展？因为那个时期的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李昌平在对中国近60年的土地政策研究后认为，1977-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但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从此，农民要办企业，必须到城里的工业区去，农民使用土地办企业，要经过“国家审批”，先将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再高价买回来。这不但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的权利，也限制了乡镇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的进一步发展。〇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使得“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税收，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事务逐步下放给基层政府。农村教育、医疗、生产资料等成本的增加，导致农民负担很重。而越来越多吃财政的干部都要发工资，“我们只能找农民要，所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〇这是2000年2月10日的午夜。他回忆道这个晚上的情形，“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在灰暗的灯光下，李昌平写出了当代中国农村史上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很穷，农业真危险。”他告诉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朱同志，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因为80%的农民种田亏本。信写完了，心情平静下来的李昌平在犹豫中过了3个星期。党的制度虽然允许任何一个党员直接上书最/高领导，但李昌平知道，这个举动不会被他的上级原谅。■2001:2001年的银广夏〇在凭空捏造的业绩下，银广夏成为1999-2001年沪深两市最牛气冲天的股票。〇当天晚上，即将出版的《财经》杂志率先在互联网上刊登出记者凌华薇和王烁采写的《银广夏陷阱》一文的摘要，认为银广夏股价过去两年暴涨的背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银广夏的黄金面具应声脱落，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长达数年的整肃风暴。■2002：蓝田神话破灭〇中央财经大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姝威，应约写一本《上市公司虚假会计报表识别技术》的书。初稿完成后，有人提议，书里有十几个案例，不如详细分析一两家上市公司，分析透彻，便于读者整体了解和掌握这些分析技术。刘姝威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始注意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〇2001年10月，刘姝威对蓝田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果是，2000年蓝田的流动比率已经下降到0.77，净营运资金已经下降到-1.27亿元。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在刘姝威看来说明的是：蓝田在一年内难以偿还流动债务，有1.27亿元的短期债务无法偿还。这令刘姝威震惊，蓝田已经失去了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完全是在靠银行的贷款维持生存——它是一个空壳。10月23日，刘姝威毫不犹豫地将《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600字报告传真给了《金融内参》编辑部，两天之后刊发。从这一天起，蓝田神话破灭的序幕徐徐拉开。〇1996年在上交所上市的蓝田股份，作为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被誉为“中国农业第一股”。〇2005年，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因蓝田案违纪被开除党籍。时年66岁的孙鹤龄已卸任5年，但1996年蓝田股份上市时，孙鹤龄担任农业部总经济师兼财务司司长。孙鹤龄利用职务便利，在帮助蓝田上市后的1996-1999年间，以其女儿的名义购得大量蓝田股份内部职工股份获取巨额非法利益。■2003：孙志刚案开启的公民权利道路〇2007年11月，我到海淀区六郎庄调研打工子弟受教育问题，回来路上搭乘的黑车司机是一个安徽来的中年人。他说，这几年他们的生存环境好多了，至少不用经常提心掉胆害怕被查暂住证了。我问他，记得孙志刚吗？他说，怎么会不记得呢？那个被打死的大学生，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收容遣返了。〇孙志刚，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03年2月，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三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返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〇孙志刚死了，因为他刚来广州，还没办理暂住证。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后来他被送到收容遣送站的救治站，在那里被殴打致死。〇孙志刚受难的背后是一个广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20世纪50年代初，收容遣送就已经开始了。1958年初，户口管理条例出台，城乡分割制度正式确立。1961年11月，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那些没有开介绍信的流入城市的人口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式开始。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维护户籍制度。2年，我国出台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5年，开始实施暂住证制度。1991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〇回首20世纪，从50年代初清理城市的运动到1958年户籍制度确立，从三年大饥荒到60年代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通知，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到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从1991年扩大收容遣返对象到孙志刚悲惨地死去，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执着地反城市化，同时把这种计划经济试验所带来的后果几乎全都压在了农民身上。〇2003年6月18日下午7点，《新闻联播》播出了收容遣送制度即将废止的消息。这个废止是孙志刚的年轻生命换来的。正如《南方都市报》评论所说，孙志刚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公民权利的符号。■2004：桂希恩〇2004年，艾滋病预防的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67岁的桂希恩，这位第一个发现中国“艾滋病村”的人因为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杰出贡献，成为第四位贝利.马丁奖获得者。当月，国务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担任委员会主任。艾滋病防治工作直接受国务院领导，标志着中国对艾滋病防治从承诺进一步变为行动。2005年，桂希恩的名字出现在《时代周刊》上，被评选为全球18位医疗英雄之一。〇文楼村的医生陈宝印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聊天改变了家乡的命运。1999年，在武汉中南医院进修期间，他把家乡许多青壮年得“怪病”死亡的消息告诉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主任桂希恩。几天之后，桂希恩带着简单的医疗器械，踏上了文楼村的土地。〇陈宝印所言不假，这个由6个自然村组成的3000人村庄，已经有越来越多青壮年劳动力被“怪病”威胁：莫名其妙的发烧、腹泻、肌肉酸痛、无力…在卫生所里检查后通常只是得到一些常规药物，当然不起作用，接下来的就是死亡。〇桂希恩按照自己一贯的工作方式，给11个村民抽取了血样，回到武汉后，11个装着病人血液的试管中，有10个HIV（艾滋病病毒）呈阳性。1年在美国作为访问学者进修时，桂希恩曾经听说艾滋病这种东西，他当时认为，按照中国人比较保守的生活作风，自己在有生之年不会有机会在中国面对这种疾病的挑战，而这次文楼之行，提前中断了他的判断。〇所有的病人都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过卖血史，甚至在20-60岁的村民中，如果没卖过血，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很多人都是多次卖血，为了赚取“营养费”，甚至有职业卖血者创下一天卖血15次的记录。…对于河南农村，这是大面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唯一途径。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卖血和疫情之间到底有多大联系，无人知晓。〇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尤其是最容易导致传染的采血环节，桂希恩坚持亲力亲为。〇从获奖那天起，桂希恩几乎推掉了所有的媒体采访。他说，“我70岁了，留给我和我的病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没法再把时间分给你们”。他希望这个设在中南医院的中心出现的只有医生和病人。■2005：“超女”易慧的出路〇2005年3月初，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女生宿舍楼下，贴出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海报和参赛报名表。它们的出现没有引来太多的关注，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超级女声”，音乐学院的学生对歌唱比赛早已是见怪不怪，一些女生抱着几分好奇的心态漫不经心地填了报名表。〇这个夏天还诞生了一个新生事物——粉丝。超女比赛规则赋予观众投票决定权，只有拥有更多短信投票的超女方能免遭淘汰不断晋级。■2006：一次未完成的并购〇2006年，一场历时4年的国企改制与国际化并购陷入前所未有的漩涡——“贱卖”“恶意收购”“威胁经济安全”的声音充斥其中。徐工和凯雷合资的每一步、谈判交易的每一处细节、协议文本上的每一个字，都被人们拿到聚光灯下、解剖台前一一审视。〇作为典型的国企转型，改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剥离历史遗留下来的政策性负担——出让给谁？员工如何安置？〇2007年3月，徐工集团与凯雷签订新的合资协议。合资方案调整为：凯雷持有徐工机械的股比降为45%（之前为85%），董事会成员中方5名、外方4名，首任董事长由徐工集团现任董事长担任。在此基础上，凯雷继续承诺18亿元出资额不变，合资企业保持徐工品牌不变，凯雷直接、间接转让所持股权需得到中方同意等。此后，关于收购的审批进展就一直没有消息。（完）■2007年：马云，跃上巅峰的鲇鱼〇马云作为一个互联网英雄的成功道路是别具一格的。他后来被大家成为疯子、狂人，也曾经被视作骗子，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一直具有一般中国IT人所没有的街头智慧。在2000年前后出现的那一拨数字英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光环。他们，张朝阳、丁磊，甚至马云的老对头邵亦波，放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可以称为少年天才。他们大多具有名牌大学的学历或海外学习背景，或者世界500强公司的工作经验。当他们带着这些资本和大洋彼岸投资者的真金白银重新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他们代表的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以及还没有机会研究中国的国际资本的热情期待。但是马云不一样。…这些坊间流传的说法，虽然可信度不太高，但至少证明了马云性格中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他是真真正正的草根。所以，马云对街头文化和街头生存智慧的理解，比我们寻常所见的IT英雄们更加深刻。〇有一句话，“最了解你的，往往正是你的敌人。”阿里巴巴上市后，马云的老对头周鸿祎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要给马云两点忠告：“我觉得阿里巴巴B2B的业务做得很好，淘宝也做的非常不错，阿里巴巴能上市，是情理之中。但我给马云两个忠告。第一要更加务实。马云把创业说的很神话，很传奇，故事听起来很好听，但实际上他会误导年轻人。比如马云从来只说自己风光的东西，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从来不提自己如何走麦城。我很了解阿里巴巴，早期他也是什么都不懂，浪费了很多钱，遭受了很多失败，最后才找到方向和模式，而并不是像他吹得那样，我觉得应该跟年轻人多讲这些东西，而不是去吹嘘。”周鸿祎说，“第二个，马云认为自己比较成功，即使这样，也要保持谦虚的心态。人在成功的时候，过于张狂；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开始自我毁灭的时候。比如马云用一种很谦虚、很坚韧不拔的心态做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做的很成功，当后来接手雅虎中国的时候，他已经不可一世，用这种很狂妄焦躁的心态做雅虎。同样是这个人，一个传奇人物，为什么雅虎中国和阿里巴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并不是马云的智力退步了，而是他的心态出了问题，导致他在雅虎上遭受重大的失败。”〇事实上，在这一波互联网经济浪潮中，马云不是一个人，比如史玉柱，一个做过“巨人”“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生意人，一头扎进互联网的世界，令人难以置信地凭借网络游戏这个在中国毁誉参半的产品再次回到一线企业家的行列。我们非常难堪的发现，在史玉柱和马云的身上，有着许多让人无法忽略的共同点。〇马云们身上这种令他们看起来更有人格魅力却不那么符合资本市场所要求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形象的言行特点，也许恰恰是让他们今天站在2007年企业家之巅的原因所在。当梅格.惠特曼亲自助阵的eBay最终败走沪城，当有着微软经验的李开复把气势如虹的谷歌在国内生生做成千年老二，资本市场别无选择，只能暂且相信，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也许正是那些草根企业家身上闪现的中国元素，才是真正的制胜点。问题是，资本市场可以暂且相信、姑且相信甚至一直就这么相信下去，我们真的能将这些成功商业案例奉为中国梦的经典吗？〇马云们的草莽式成功，似乎已经将中国式街头智慧发挥到了极点。■第四篇 改革深水区（2008-2017）■2008：李宁的脚步〇李宁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在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体操王子”斩获3金2银1铜，接近中国代表团奖牌总数的1/5。〇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断多年的席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突尼斯总理姆扎利当时呼吁道，“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被排除在国际奥委会之外，是不能想象的。”〇4年后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李宁再次出征，但在关键的吊环比赛中，他意外失手摔了下来，整座体育馆鸦雀无声，爬起来的李宁微笑着摇摇头。回到北京的李宁，只能孤单地从一条偏僻狭长的通道悄悄出关。在通道的尽头，只有一个人手捧鲜花等候他：时任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在4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健力宝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官方饮料，李经纬结识了如日中天的李宁。〇刚退役的李宁，打算在深圳创办一所体育学校，而李经纬给他的建议是，你搞体育不能光靠别人赞助，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出一个体育企业来？〇李宁对李经纬的一项提议是，办一家体育服装厂，并希望由健力宝投资。“这是我的兴趣，同时也是我的梦想，我很乐意在他身边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多年后接受采访时，李宁回忆道，每次在国外比赛，常常因为穿着外国的运动服被误认为是日本人、韩国人，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穿着中国人自己的运动服出现在国际赛场上。〇也许，当时的李经纬已经隐约意识到健力宝自身产权不清会留下后遗症，便委婉的劝李宁，“如果能够引入外来资金，就不要全部用健力宝的钱。”随后，他陪着李宁一同寻找投资。〇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大型综合性赛事，而刚刚成立的“李宁牌”，便成为中国第一家赞助国际体育比赛的本土体育品牌，开创了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经营的先河。两年后的1992年巴塞罗那懊悔会上，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穿着印有鲜明商标的“李宁牌”运动服出现在开幕式上，结束了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穿着国外体育品牌服装的历史。李宁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此生最大的荣誉，那种成就感超过了我以前获得的所有奖牌的总和。”〇1993年9月，摩纳哥蒙特卡洛，当天下午第一个向国际奥委会陈述申办报告的是北京申奥代表团。晚上，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已经猜到北京没有获胜希望了，“我提醒自己，既不能笑容满面，使亲人们误以为申办成功，也不能表现冷漠，流露出任何失败的沮丧。”〇在中国尚处在北京申奥失败阴影中的1994年初，李宁找到北京的企业股份制改造专家刘纪鹏，请他为公司做未来的规划。刘认为，这家公司的产权不清将对今后的发展带来致命的负面效应。因此，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1994年底，李宁和他的服装公司离开健力宝，分3次用现金偿还了健力宝集团当时投入的1600万元，李经纬甚至没有提出补偿企业增值部分的要求。〇遗憾输于阿迪达斯，不能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主赞助商机会的李宁，却用另一种方式在北京奥运会上被记住：点燃北京奥运会主火炬。〇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后来在采访中谈到，奥运开幕式点火仪式需要很长时间排练，现役运动员要准备比赛，“当时希望找到已退役，又获得过崇高荣誉，有体操、技能上的基础，能够完成空中转身、横着走等动作的运动员，经过国家体委的推荐，我们选择了李宁。”■2009：铁矿石贸易谈判折戟〇2008年11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01年原冶金部撤销后，承担原冶金部的部分行业监管职能）要求三大矿山公司，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将铁矿石价格降低40-50%，遭到拒绝。〇外界始终不能理解，明明中国作为全球铁矿石的最大买家，每年全球近一半份额的铁矿石要进入中国市场，手握这样的筹码，为何在定价问题上却始终被国际矿山公司牵着鼻子走？〇间谍案像打开了一个豁口，将彼时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混乱局面暴露无遗。罗冰生形容当时钢企的心态时说，“中国的大钢厂跟国际矿山公司走到了一块。我们有的人开完会，马上就把内部消息包括谈判策略告诉外方，这样我们还怎么谈判？”〇罗冰生分析，彼时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始终不能占据上风，最根本的还是需要回到供需关系上。供需关系不是为自身开脱，而是中外双方在当时博弈中最为关键的背景。尽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铁矿石买家，是国际矿山公司轻视不得的金主，但相对而言，以中国钢铁产业的扩张速度，中国对矿山公司的依赖性显然更强。这样的刚性需求，是谈判当中谁都能看得到的事实。〇在以阿里巴巴、京东为代表的电子商务高度发达的今天，国美已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第一大家电销售连锁企业国美却是如日中天，还三度将其实际控制人黄光裕送上中国首富的宝座。美“去黄化”、反对三位董事的任命开始，到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陈晓，再到斥资4亿港元增持国美股份至接近36%，乃至在狱中发布认罪悔过道歉公开信…招数频出；陈晓一方则通过管理层股权激励、拉拢国美员工反对黄光裕，甚至在香港起诉黄，并向全球数百家家电厂商发出300亿元巨额采购招标函，示好供应商，率领高管团队到美英等地寻求机构投资者支持增发股票路演…这期间，媒体战、增持牌、求援境外资本、起诉与罢免，双方互不退让，高潮迭起。而这一发生在创始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涉及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因牵涉公司治理结构、经济规则、商业伦理、“外资阴谋”、社会情绪…将整个中国商业界的目光牢牢吸引，并强烈而深刻撞击着中国人对情与理、罪与罚、商业文明的认知与思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影响最为巨大的商业案例之一，在中国商业史上镌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记。〇国美大战的各方依托公司治理规则来解决问题，对当时并不规范的A股市场来说，起着示范作用。〇大战结束后，国美一地鸡毛。回看这场不见刀光剑影的隔空博弈，依然惊心动魄。陈晓、贝恩铩羽而归，黄光裕家族元气大伤，国美错过转型的最佳时机。家族、叛将、机构投资者、老乡、同行、媒体、民营企业家的纷乱入局，混杂着商业规则、法律与道德评说，铺陈出至今无法复刻的中国式商战。■2011年：D301的灾难33秒〇2011年7月23日晚8点30分05秒，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〇在最终的调查报告中，主要责任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列车控制系统存在设计缺陷，承担责任的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二是由原铁道部和相关司局承担的设备招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环节的责任；三是由上海铁路局及其下属单位承担的安全和作业管理及故障处置上的责任。〇1998年高速公路网，满足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在全国席卷开来的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庞大货物运输量；高铁即将满足的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高阶段所释放出来新的生产要素流动需求。■2012：“新时代”的端倪〇这次换届，是继10年前最/高领/导层顺利完成更替后的又一次制度化权力交接，是全部最高权力的和平有序、彻底完整的新老交接。〇在这次换届之时，国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乐观局面：30多年的改革开放持续超高速增长，连续超越西欧老牌强国，在两年前一举成为世界第二；作为国家财富实力的象征，外汇储备攀升到3万多亿美元，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与之相较，包括埃及在内的与中国同为“二战”后获得新生、曾经在同一发展水平线上的西亚、北非国家，“颜/色革命”此起彼伏；一向被中国视为追赶对象的欧美发达国家，尚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挣扎，“西方衰落”的论调不时响起，“北京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G2”的恭维声不绝于耳。〇反腐。〇权威。〇作为。■2013：自贸区搅动一池沸水〇首个自贸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广东、天津、福建。2017年，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中国自贸区建设形成1+3+7的格局。■2014：中国反垄断机构正面交锋国际芯片巨头〇2013年11月的一天，通信芯片巨头美国高通公司的中国办公室，突然出现一群人，他们简单表明了身份之后，迅速拷贝了办公室电脑里的相关材料和数据。一年之后，高通因为这些被拷贝走的材料，支付了60.88亿元的罚款。突查高通中国办公室的人员是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简称价监局）。这是中国正式建立反垄断调查机构以来，做出的最高金额的反垄断处罚。〇2014年是国家发改委价监局进行价格反垄断的高光时刻，大案频出，处罚金额屡创新高，中国价格反垄断机构通过一次又一次强势出击，向外界证明中国贯彻执行《反垄断法》，打破不公平竞争的决心的态度。很多人认为，这与时任价监局局长的许昆林密不可分。这位时年不到50岁的福建人，有着瘦高的身材和直率的性格，在发改委从事价格领域相关工作长达20年。接触过他的人都评价说，许昆林私下待人亲和谦虚，直率真诚。这与他们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咨询组成员说，许昆林是一位极少见的政府官员，他很直率，很有思想，愿意学习，也很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办事也讲究方法，既懂业务，也很懂政治。他很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反垄断执法做点贡献。他做很多事情，都想尽快推进。〇许昆林认为，价格执法是对《反垄断法》最好的宣传。〇高通案是许昆林执掌国家发改委价监局时最引人关注的案件，同时，高通案也是许昆林在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局长位置上调查过的最后一个反垄断案件。在升格和扩编的2011年，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发起了一起引发中国广泛关注的反垄断调查，这期案件也与电信有关。这是国家发改委的第一场硬仗。不过，几个月后，国家发改委便宣布中止调查。这场被中止调查的主角，是直到今天仍被消费者报怨不止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2015：“国家牛市”雪崩〇2015年对于股民来说，是冰火交融最为明显的一年。〇难以理解这样的逻辑：各项经济数据都在探底，却有无数投资者相信，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〇资本市场不曾出现的桥段开始上演：千股跌停，千股停牌。〇杠杆交易是把“双刃剑”，虽然无法改变行情的趋势，却可以加快行情的节奏和幅度，涨时助涨、跌时助跌。■2016：宝万之争〇这个事件可能会被简单概括为：一个中国商业史的重要符号、历经改革开放30年屹立不倒的企业家领袖、最富有话题性的房地产大亨，险些被某个富贵险中求的无名之辈拉下马，并因此淡出一线。〇2016年6月27日，华润和宝能在万科股东大会上，联手否掉了万科年度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这两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似无回旋余地，必定要你死我活。就在这一天，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就此对媒体表示：只要有利于深圳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们国资委就支持。一个看似四平八稳的表态，但细细品味，别有滋味。国资委主任却没有说有利于国资的发展，反而要支持地方发展，和立场模糊的“企业”发展。肖没有说出的话，代表了国资监管者的态度：不认可华润与宝能联手的做法。〇初时，王石作为创始人放弃对公司的股权掌控，引入央企华润作为第一大股东。宁高宁执掌的华润，对管理层充分授权，此后十多年时间，甘作财务投资人。股东与管理层互相信任，相对分散股权帮助万科成为中国最成为的企业之一，也让股东获得持久分红，成就了一段佳话。公司的长治久安，人和固然重要，但毕竟替代不了制度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在股东变动、情势逆转的情况下，万科并未就股权关系等治理问题做适时调整，为公司健康发展提供基石，给万科风波埋下了隐患。■2017：风起万达〇2012年，万达以26亿元的总交易金额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集团AMC，大手笔拉开了海外并购的序幕。一位当时负责部分万达公关业务的人士对记者表示，“要求我们宣传的时候措辞严谨，比如用‘可能成为全球最大’‘将具备优势’等稳健一些的词语，尤其需要强调此次并购在中国文化产业海外并购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〇王健林：下一个收购目标是好莱坞“六大”，奥运会、世界杯不能买，但温网可以买。〇19世纪80年代，不少美国普通民众在媒体采访中认为，日本最终将买下美国。那个时代美国好莱坞科幻电影里，日本财阀是让全美国俯首打工的终极首领。〇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跃生曾对记者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逆全球化潮流盛行，国外的资产价格降至谷底，在国有企业的表率作用下，中国企业渐渐掀起海外资产并购潮，并在2016年达到巅峰。”■后记〇当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那些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境与细节，才更加丰富、生动，对曾经的云谲波诡、风雷激荡，我们才真正有所体悟。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的：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真正的历史意识，不在于历史素材的占有之多寡，而是在于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正确理解。​